我对全科医师培养的一些思考
胡大一
中华全科医师杂志,2016,15(04):252-253.
歪打正着,我在原北京医学院上学时赶上了特殊时代。
从1967年"复课闹革命",到河北宽城搞医学教育改革(当时称革命);1970年毕业后,又先后在茶淀五七干校劳动锻鍊,去北京密云番子牌人民公社榆树底下大队喇嘛扎子生产队和河北兴隆县带医士班开门办学,到甘肃河西走廊、西藏阿里参加北京医疗队,在北京低压电器厂、友谊时装厂、北京重型机械厂和北京白石桥皮鞋厂下厂做高血压等常见病防治,总的算起来,大约10年做的是全科医生。
在农村,治的是"敌敌畏"中毒、肠和胆道蛔虫病、中毒性痢疾、休克型肺炎、支气管哮喘、慢性支气管炎、痔、瘘、阑、疝、子宫脱垂、牙疼、外伤,当时看的最常见的心血管病是风湿性瓣膜病和肺源性心脏病;中西药、针灸都用,缺医少药,自己就与赤脚医生上山採药,回来自制丸散膏丹;
当时也没有国家食品药品监管结构管理,没有驱蛔虫药时,我们就用有机磷敌百虫在自己身上试验驱蛔虫的安全有效剂量;也参与计划生育手术;不仅治病,也防病,改水改厕,什么都干,防治没有"裂痕"。
可见,我学医从医的第一个10年做的是典型的全科医生。正式回到北大医院后,直至1985年1月去美国学习,又大约干了10年不分专业的大内科,能在王叔咸教授当主任的大内科学习工作是我一生的荣幸。
而目前医学教育与医生培养的一个重要缺陷就是缺少这种全面扎实的临床学习与实践。本硕博连读,过早进入专科甚至只学习亚专科的一项具体技术,掌握的是针对病变的技术,不懂的是患病的人。
目前,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华医学会及其他相关学术团体、医学院校都很重视全科医生培养与培训。我近期主持编写乡镇村医生培训教材大纲,发现参与大纲制定的都是各专科的医生或专家,大家有热情,但大多数专科医生既不了解基层,也不了解全科医学,站在专科角度写全科医生培训大纲,很不实际,不实用。
传统与片面的观点认为,只有在基层工作的城市社区医生、农村的乡镇村医才是全科医生。
我在北京和睦家医院工作期间,了解到和睦家医院不但有专科医生,也有全科医生,其中一位来自法国,在和睦家工作多年。我这两年在和睦家医院体检,不像过去常态去体检中心转一圈留下血尿样,去不同科室查身体不同部位,而是要先预约挂号看这位法国全科医生,他问诊详尽,查体全面细致规范,由他一人做全身体检,不是去不同专科做各项检查。
查体后,他会进行健康状态与风险评估,建议哪些项目必做,哪些项目可选,与我共同决策。体检报告出来后,再约门诊,帮助分析,指导防治。我国目前的公立大医院也在试图恢复大内科或建立全科,但做得不实。
20世纪70年代,北大医院设有群防群治科,医生是护医班毕业的(中高年护士经短学制培训),任务是下工厂,下居委会,指导基层卫生人员管好高血压、老年慢性支气管炎和开办风湿性心脏病和肺心病患者的家庭病房。
近年邯郸市政府的健康小屋工程,也很像当年的群防群治科,由城市二、三级医院医护人员分工挂职社区与乡镇卫生院,下去不是诊桌搬家,而是落实慢病防控"五个处方"(药物、心理/睡眠、运动、营养、戒菸)。
专科与全科医生是职业的分工,不是水平高低、社会地位高低的区分。不解决这一瓶颈,中国的全科医学发展和全科医生培训难以成功。如果坚持偏见,认为专科医生高明、名气大、待遇好,而全科医师水平低、待遇差,谁还去热心做全科医生?哪天全科医生有院士了,或有不同的评估体系,让全科医生也获得应有的社会认可与尊重,也许会有所改变,全科医师制度建立需有好的顶层设计。
从我个人学医从医的经历来看,医学院校的教育应重视全科综合。医学生毕业后应在基层和农村工作3年做全科医生,之后逐步分化。
在基层与农村扎根的全科医生应有有尊严的收入与激励政策,应有实事求是符合实际的评估晋升体系,完全不同于专科医生,要体现全科医疗服务的价值,精神物质上都要有合理的待遇。例如美国的私人开业医生,学术上的光环少,但经济收入显着高于大学教授。人可扬长避短,或搞研究,或干好临床,不能让专科医生锅碗瓢盆通吃,全科医生一无所有。
编写全科医师教材应以全科医生为主;参与写作的专科医生应由政府或学会组织队伍,人员相对稳定,要组织他们深入农村基层,了解农村基层医疗卫生状况和基层卫生需求。不调查研究,不弄清现状,下车伊始,指手画脚,不成事还会添乱、添堵。
康复、健康管理与老年医养事业主要需要综合全面管理、服务与关爱,更需全科医生和全科医疗,不仅关注不同器官系统的损伤与疾病,还要弥合预防医学与临床医学的裂痕,实现防治康养一体化,开好"五个处方",而不是专科单打独斗,各自为政。